汪遵国对玉器鉴定如何的简单介绍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汪遵国对玉器鉴定如何，以及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一览：

1、齐家玉的造假内幕 如何鉴定真假齐家玉(组图)

2、三十六计分别出自哪里，主人公分别是谁？

3、结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试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4、河姆渡遗址和良渚遗址什么关系？

齐家玉的造假内幕 如何鉴定真假齐家玉(组图)

神人面纹玉杖形器嵌松石人面纹玉琮鱼蛙纹玉璧索纹玉瓶三角齿棱玉钺近日，央视在“新闻直播间”和“每周质量报告”栏目中，以两天三次的播出频率曝光了齐家玉的造假内幕，让齐家玉一时成为收藏界的热议话题。节目里，主编过十五卷本《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的古玉专家古方认为“齐家玉都是素面器，表面没有纹饰”；馆藏最多齐家玉的甘肃定西众甫博物馆馆长刘岐江称齐家玉“比较简单、造型古朴、大器型相当少”；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则提到齐家玉出土量也就在千件左右。那么，这些专家们所谈到的观点是不是完全为学术界所认可呢？齐家玉在纹饰、器型方面是否真正缺乏“创意”？民间齐家玉的分布状况如何？针对这些问题，国内知名玉器专家展开了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原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主任、研究员雷从云：大量齐家玉“流落”民间古方讲的齐家玉主要是简单粗糙的平面片状器和无纹饰的特点，这是《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十五册甘肃、青海、新疆卷玉器作者的观点，完全没有什么新意。我以为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考古发现实际的。但也并非绝对，其实《中国出土玉器全集》里面就收录了一件甘肃静宁地区出土的青玉弦纹玉琮，弦纹做得非常均匀、精细，抛光也很好，是静宁某地施工时民工发现的，现在收藏于静宁县文管所。我曾经跟人开玩笑：“如果不是因为施工发现并交给了文管所，那现在的考古可能连弦纹玉琮都还没有见过。”考古发现为什么会出现某些“空白”甚至“交白卷”？这是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物考古就有一条规定，那就是不主动进行考古发掘。为什么做这样的规定？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虽然盗墓的现象不多，但考古工作者光抢救基本建设、土木工程中的出土文物都忙不过来。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不仅全国的各种土木工程量更多、更大，同时盗墓情况空前猖獗，考古队光去“善后”都来不及。但事实上考古队所能抢救到的好文物已经所剩无几了，很多东西都“流落”到民间，甚至流失海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齐家玉。近年来，为了编辑出版《民间收藏玉器全集》，我和其他几位古玉专家清清楚楚地看到，原来在考古发掘中没有出现过的东西，许多新的器型，许多不曾见过的形制和纹饰，不仅在民间有，而且数量非常大，品类非常多。但因为它们并非考古发掘品，这些东西都没有“出生证”；另外，我们有的考古工作者、有的博物馆工作者为了守护“个人的阵地”，凡不是考古出土的东西都一概不承认。这种情况不仅落在齐家玉和其他古玉器头上，在陶瓷界也是如此。我要再次强调，民间收藏的齐家玉，数量、品类、等级不可小视。其中不仅有各种平面片状器，还有各种图像、纹饰的齐家玉，有大件器，有立雕的神器、神物，有圆雕人物、动物，如甘肃、青海收藏家协会的一些头面人物，就收藏了许多齐家玉。以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对于齐家玉的认知程度，怎么可能去买一大堆赝品呢？我在声明中也说了，我研究齐家玉器超过10年。其间，两次到甘肃、青海，一次在宁夏考察齐家文化和齐家文化玉器，先后发表关于齐家玉的论文7篇，专著三部，并多次在海内外作齐家玉的专题演讲和讲座。2006年我还在文章里第一次讲到了清宫收藏的齐家文化玉器。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图录里，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玉器全集》里面，都分别著录了几十件清宫收藏的齐家玉。我在《齐家玉韵》著录的183件东西，敢说绝大部分都是真品和珍品。因为我一件件看过、搬弄过这些东西，而且当时还不止我一个人看过。这些跟这次“事件”的卖家、买家、制假方做的“齐家玉”，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与他们任何一方的任何人没有联系。而节目中无端地将我和“齐家玉”的卖家、买家和制假者牵扯在一起，将我及著作作为反面专家、反面教材，不仅完全是混淆视听，而且是对我和我的作品的极大侵害，对我声誉的极大破坏，并对社会相关事业与活动造成恶劣影响。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委员会主任姚政：把民间齐家玉说成赝品是无知我到蚌埠等地做过调查，很多店里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真古董，但他们硬说是他们自己做的高仿品。你问他图案谁设计的，为什么设计这样图案，玉料在哪买的，剩下的玉渣在哪里，他们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景德镇有些所谓能做高仿瓷的“专家”，也都是拿老东西在包装自己，他们的窑摆在那里，却从没点过火。那他们为什么偏要把老东西说成“今货”呢？为的就是要掩盖盗墓的事实，因为盗墓是要判刑的。央视播出的节目里，甘肃那个卖“齐家玉”的店主之所以说他做的是当代仿品，就是这个道理。我跟几个收藏界的朋友都认为他的店里放在地上、包了泥土、有阳刻纹的齐家玉应该都是真品。在齐家玉中存在着很多阳刻的纹饰，这是西北地区的特色美学，很难仿造。因为阳刻是凸出来的，需要把边上的所有材料都一点点地打掉，这叫减地法，才能最后突出这些纹饰。阳刻非常费时费力，一个造假的人不可能花这个心力去造一件才卖几百块钱的东西；而且齐家玉的图案都是非常抽象生动的，没有一定文化功底的人是无法设计出来的。而以齐家文化近千年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来说，如果其玉器总量不过千八百件，平均算起来，每年也就制作一件半件，这听起来就是个大笑话！考古资料上也明明白白地记载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一座墓葬出土的玉璧就有83件，更不要说民间藏了多少宝。我始终认定，中国即便算是五千年的历史，也一定创造了无数的财富和古代艺术品。最近就有一位藏家拿了两件有纹饰的齐家玉到获得司法部认可的鉴定机构北京瀛方斋做鉴定，无论是四面带纹饰的小玉琮还是镶嵌绿松石的玉人，通过微痕检测都确定是齐家玉无疑。所以，所有不懂的东西，所谓的专家最好不要轻易去否定。假如存世的只有千八百件齐家玉真品，那么那些“赝品”你敢让它流出海外吗？再以另一个角度看，现在流出海外的很多宝贝，是不是就因为我们某些“专家”的无知才流出去的？事实上，现在国外的一些集团，在拼命打压中国的民间收藏，就是想把这些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财富打压成赝品后能以低价收购了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一场文化保卫战、文物保卫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理事汪遵国：民间齐家玉要鉴定先行据我所知，考古发掘出来的齐家玉，数量不多，品种不多；但民间出土的齐家玉，在数量上是考古发掘的上百倍，在品种上也是大大增加。就我个人看过的齐家玉真品，就有三千多件，但我还不是国内见过齐家玉最多的人。当然，民间挖出来的东西，脱离了原来的地层，就有了一个鉴别真假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古玉造假的确也比较普遍。判断古玉的真假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首先是看玉料的产地，像齐家玉多数出于甘肃、青海，那就要看这件玉器是否为这一带出土的；第二，齐家玉已有四千年的历史了，这么长的时间肯定经历了第二次氧化。二次氧化是有一定特征的，譬如包浆变了，颜色变了，硬度变了，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就可以判断出绝大部分齐家玉的真伪了。造假的人虽然也有他们的“绝招”，像酸浸把今玉放到硫酸、醋酸或草酸里浸泡，或是烘烤把今玉加温到五百度或一千度使其变色，但人工色沁的效果，跟天然的二次氧化一定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这些专门研究玉器的专家，如果能够接触到大量民间出土的齐家玉，能够准确地判断其真伪，就能比考古出土的玉器了解更多有关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信息。因为民间出土的齐家玉比考古发掘的齐家玉，在器型、纹饰方面都更多样；在做工上，除了切磋、抛光外，还有镶嵌绿松石的；而且也发现了很多大件的玉器，像玉鼎，比青铜鼎还大的我都见过；另外，民间出土的齐家玉中，有些表面上还出现刻符，这些符号可能是早期的文字，可以和甲骨文、金文相比对相印证，比如说“一”、“日”、“王”，就跟甲骨文、金文基本一致。

三十六计分别出自哪里，主人公分别是谁？

第1计 瞒天过海，朝代：隋代、主人公：陈后主，隋朝大将贺若弼。

第2计 围魏救赵，朝代：战国、主人公：孙膑，庞涓。

第3计 借刀杀人，朝代：三国、主人公：孙权，曹操，司马懿。

第4计 以逸待劳，朝代：战国、主人公：王翦，项燕。

第5计 趁火打劫，朝代：春秋、主人公：吴王夫差，越王勾践。

第6计 声东击西，朝代，东汉、主人公：班超。

第7计 无中生有，朝代，唐主、人公：张巡，令狐朝。

第8计 暗度陈仓，朝代，西汉、主人公：韩信，刘邦，章邯。

第9计 隔岸观火，朝代，三国、主人公：曹操，郭嘉，公孙康，袁氏兄弟。

第10计 笑里藏刀，朝代，三国、主人公：吕蒙，陆逊，关羽。

第11计李代桃僵，朝代，春秋、主人公：程婴，公孙许臼，赵氏孤儿。

第12计顺手牵羊，朝代，唐代、主人公：李诉，吴元济。

第13计打草惊蛇，朝代，春秋、主人公：秦穆公，蹇叔，孟明视。

第14计借尸还魂，朝代，三国、主人公：刘备，刘璋。

第15计调虎离山，朝代，东汉、主人公：虞诩，羌人。

第16计欲擒故纵，朝代，三国、主人公：诸葛亮，孟获。

第17计抛砖引玉，朝代，春秋、主人公：莫傲，屈居瑕。

第18计擒贼擒王，朝代，唐代、主人公：张巡，尹子奇。

第19计釜底抽薪，朝代，三国、主人公：曹操，淳于琼。

第20计浑水摸鱼，朝代，三国、主人公：诸葛亮，周瑜，曹仁，赵云。

第21计金蝉脱壳，朝代，三国、主人公：诸葛亮，司马懿。

第22计关门捉贼，朝代，战国、主人公：赵括，白起。

第23计远交近攻，朝代，秦朝、主人公：秦昭王，范睢。

第24计假途伐虢，朝代，春秋、主人公：荀息，晋献公，虞公。

第25计偷梁换柱，朝代，秦朝、主人公：李斯，胡亥，赵高。

第26计指桑骂槐，朝代，春秋、主人公：司马禳苴，庄贾。

第27计假痴不颠，朝代，三国、主人公：司马懿，曹爽。

第28计上楼抽梯，朝代，三国、主人公：刘琦，诸葛亮。

第29计树上开花，朝代，战国、主人公：乐毅，骑劫。

第30计反客为主，朝代，三国、主人公：袁绍，韩馥。

第31计美人计，朝代，三国、主人公：貂蝉，吕布，董卓。

第32计空城计，朝代，三国、主人公：诸葛亮，司马懿。

第33计反间计，朝代，三国、主人公:蒋干，周瑜，曹操，蔡瑁，张允。

第34计苦肉计，朝代，三国、主人公：周瑜，黄盖。

第35计连环计，朝代，三国、主人公：周瑜，庞统，黄盖，蒋干。

第36计走为上计，朝代，春秋、主人公：楚将子玉，晋文公。

扩展资料：

三十六计释义：

瞒天过海

自认为军事防备十分周密，别人不会轻易进犯时，其斗志就会容易放松，从而麻痹轻敌；平时常见的事物，看惯了不容易起疑心；暗藏深机的计谋与公开的形式并不相互矛盾，相反，它常常暗含在公开张扬的行为之中。

围魏救赵

攻击兵力集中的敌人，不如分散它后再打，打击气势旺盛的敌人，不如打击气势衰落的敌人。

借刀杀人

当敌人的动向已经明了时，而盟友却举棋不定，观望的时候，应该诱导自己一方盟友攻击敌方，自己尽量不出兵或少出兵。这样势必使盟友受到了损失，但却可以换得自己的利益。此计是根据《周易》六十四卦中《损》卦推演而得。

以逸待劳

要使敌人处于绝境，不可以派兵与敌人发生正面交锋，而是逐步的削弱敌人尚存力量，使敌人逐渐变弱。

趁火打劫

当敌方身处困难，危险的境地时，就应该利用这一绝好的时机获取自己一方的利益，就要乘机出兵打击敌人从而取得胜利。

声东击西

当敌方神志混乱而且疲惫不堪的时候，我军应该抓住地方失去控制的有利时机而灵活地运用时东时西，似打似离等战争谋术，进一步造成敌人的错觉，使敌人不能正确地判断事物的取向，然后乘机消灭敌人。

无中生有

用假象去欺骗敌人，但并非是弄假到底，而是让敌人把受骗的假象当做真相，用大大小小的假象去掩护真相。利用对方已经产生的错觉，假象就能够掩护真相。按照易卦的道理，就是利用小的家乡，继而用大的家乡，最有突然变为真相。

暗度陈仓

表面上让敌方知道我军的军事动向，利用敌方静下心来关注我方的表面行动时，我军悄悄地迂回到其他有利地点乘此攻击，一定能货得胜利，这就是易卦原理的演用。

隔岸观火

当敌方内部矛盾激化，秩序混乱之时，我方应该静观其变，等待地方出现进一步为难的局面，好让对方相互内讧。我军则坐收鱼翁之利，顺应着时间变化而消灭敌人。

笑里藏刀

在做事的时候要从表面上让人十分地相信你，而不至于产生疑心，你从而能够在暗地里算计他：凡事要准备好再决定行动，而千万不要让对方猜测到你的真实想法。要装做表面柔顺，一切顺从对方的心愿，而内心要刚强，做到实质强硬。

李代桃僵

如果被形式所迫，当战剧发展到必然会有损失时，则应牺牲局部的利益，而去争取全局的，整体性的胜利。

顺手牵羊

当用兵作战的时候，我军应该密切注意敌方的情况，从中洞察敌方所存在的漏洞，疏忽，即使是再小的胜利，我们也应该主动去争取。因为敌人的疏忽，漏洞，就是我方小的胜利。

打草惊蛇

如果有疑点应该侦察确实，待事情明了之后再作行动：反复侦察而后采取计策，乃是发现暗藏敌人的重要手段。

借尸还魂

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有用的东西，其实不能为我们所用：很多表面上不能用的东西，常常有时可以利用它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借用那些不能用的东西而使用它，其实我并不是像求助于人的愚昧，而是愚昧之人求助我。

调虎离山

当天时到了对敌方不利的时候，我军再去围困它，用表面上的假象而去诱惑它，使它丧失它的绝对优势，结果使敌人一方由主动变为被动。

欲擒故纵

在作战之时，如果把敌人逼急了，他就会拼死反扑，假如让他跑掉，则可削弱他的气势。敌人逃跑时只须跟随而不要紧紧地追赶，而后让逃跑的敌人消耗体力，消耗斗志，等到他们跑散后，再捉拿他们，这样就不需要撕杀而兵刃相见。所以必须有耐心，有诚心，那么我军就会大吉大利。

抛砖引玉

用某种相似的东西去引诱敌人，使敌人上当受骗，然后再攻击对方。

擒贼擒王

摧毁敌人最坚固的地方，夺取地方的首领，这样就可以瓦解它的整体力量。就如同龙出海水而战于空旷的大地田野，也会面临绝境。

釜底抽薪

如果不能与强大的敌人正面交锋，就应该主动攻击敌方强大力量的根基和借以生存的力量。消灭了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对面，那么事物本身的正面也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了。

混水摸鱼

我方应该乘敌反哪个内部混乱，利用有利时机借机行事，从而在敌方六神无主的情形下取得胜利。

金蝉脱壳

我军要始终保持现存的兵力战斗状况，而且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外形上不断修整完备：这样一来，我军盟友就不会产生疑惑，敌一方就不敢轻举妄动，我军则乘敌人没有怀疑之际脱离所处的陷阱，这样做就是一种顺人理应人情的事。

关门捉贼

对付小股或数量较少的敌人，应该把它包围，然后歼灭它，而不利于穷追猛赶。

远交近攻

受到地势或形势的限制，发展受到阻碍，攻取较近的敌人就有利，攻击较远的敌人就有害。火焰是往上走的，流水是往底处流淌的，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如此。

假道伐虢

若处于俩个势力雄厚国家的小国，敌人一方用武力威胁它，我方要出兵援助，借机扩展力量。我军若只有空话，而无行动，是不会取得其信任的。

偷梁换柱

经常变换敌方的阵势，抽调它的主力部队，等待它的实力减弱时，我军乘机就可以击破它。这就像拖住了战车的轮子，那车子就不能运行了

指桑骂槐

如果势力强大的一方要想控制弱小一方，就应该用警告方式去诱导它。恰当的强硬手段在这其中会得到很好的实施，这种行动方式会有危险，但会使敌方如自己愿望顺从

假痴不癫

宁伪装作自己十分糊涂，不知道有这事而不有所为，也不应该假装聪明而轻举妄动。而是要三思而后行，要沉着冷静，深藏不露，这如同云势压住冬雷且不露一点机巧，来春而待机爆发一样

上屋抽梯

假装给敌方一些小的好处，以诱使它深入我方，进入我方预先设好的机关，乘机派兵切断敌方的后援和前应，是敌人陷入死地。这就好象贪吃有毒的东西那样，虽然能吃到东西，但贪求本不应得到一定要招致祸害。

树上开花

借助某种局面或外来的力量来装备自己的形势，虽然自己力量弱小但可以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这如同鸿雁一样，依靠它的羽毛从而使自己装饰成显赫的仪表。

反客为主

抓住有利时机插足进去,掌握它的要害部位,逐渐加以控制。

美人计

对付兵力强大的敌人，应该主动攻击他们的主将;对有智慧的将帅，就应该破坏他们的情绪.敌人的将帅软弱无能而且士兵士气低沉时，敌方的实力就会自己被削弱。利用这种作战方式可以达到保卫自己的战咯目的。

空城计

如果自己的实力比较虚弱，那就置于一边，使自己的敌人在疑惑中感到更加的疑惑；在刚与柔相交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功效。在自己设计的疑阵之中再布疑阵,也顺势利用敌人做内应,以取得胜利我方则不受损失。

苦肉计

一个人一般不会自我伤害，如果他受到了伤害，那肯定会让人相信而不产生质疑；我军则以假乱真，以真作假，就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而实施行动。用这种方法去欺骗敌人，就是顺从着敌人的心理顺势活动而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连环计

如果敌人兵精将能，就不要与对方正面交战，应该运用计谋使对方产生错误，借此机会以削弱敌人的势力。这样主帅在指挥时一切顺利，运用计谋而克敌制胜。

走为上计

全军撤退，避开强敌。寻机待变，虽为退却，可并没有违背行军用兵的道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三十六计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

2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河姆渡遗址和良渚遗址什么关系？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以黑陶为主的原始文化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区。最早是在1934年发现于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1936年对余杭良渚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至20世纪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为龙山文化杭州湾区的代表性文化遗存。50年代末发掘了钱山漾遗址后命名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确其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约5300年。由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重要的遗迹现象和珍贵的文物，一直认为环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落后于中原地区。1973年在杭州湾南岸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约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经过初步发展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之后，才逐渐改变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认识，则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做工极为精致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

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兽面纹的玉琮，最早是于1973年发掘江苏省吴县草鞋山遗址良渚文化墓葬时明确的，1977年春夏之际发掘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时又印证了这一现象。于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于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与会代表明确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现私有制、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国认为，良渚文化中造型丰富多彩的玉器、特别是玉制礼器，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提出良渚文化正是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吴汝祚认为能享有这种玉琮的人，在社会上是有特殊地位的，这就反映了阶级社会正在产生或处于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认为良渚文化的这些发达的农业部落，已经饲养家蚕，出现丝麻织品和相当进步的竹编工艺，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别是大型玉琮、玉璧的制作，说明了当时的江南地区更已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发展高潮之中，我们似乎听见了私有制走近的脚步声。

这些发现和研究认识，引导着研究者对良渚文化墓地与墓葬的进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内，先后发掘了江苏省武进寺墩、昆山绰墩与少卿山、吴县张陵山东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宁千金角与徐步桥、平湖平丘墩、余杭吴家埠、嘉兴雀幕桥、德清辉山、海宁三官墩与郜家岭等浙北地区的一批小墓。其中，武进寺墩良渚文化“玉敛葬”墓的发现和对其认识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这时期良渚文化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

武进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别进行了发掘，发现3座一排规模较大的墓葬。3号墓最大，墓主为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随葬陶、石、玉器100余件，其中以随葬玉制礼器琮、璧为特色。玉琮33件，置于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于人骨架上下或头前脚后。发掘者汪遵国等人结合《周礼》中对玉琮、玉璧用途的记述，认为这是史前的玉敛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处氏族显贵及其家庭成员的墓地；并通过分析玉琮上的兽面纹与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还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渊源之一。汪遵国还进一步分析了已发现随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制作特点，进一步认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练技术、专门从事琢玉工艺的玉工。琢玉与制陶同样，已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当时的社会即将跃进文明时代的门槛。这些认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青浦福泉山遗址在1982年发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镯、玉钺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对福泉山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除了发现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遗存外，更重要的是，这次发掘明确了福泉山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当时人工堆筑起来的高台墓地，其规模长约84米、宽约74米、高约8米，苏秉琦誉此为“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对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寻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应与墓葬所在的遗址形态进行综合考察，良渚文化时期的一些土台遗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时期的贵族墓地。受此启发，后来研究者在苏南浙北等地相继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高台墓地（有的为祭坛墓地）。

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及形成的有关认识，为良渚文化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对太湖地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开始引起了重视。夏鼐在1983年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认为良渚文化是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苏秉琦于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认为：“良渚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是个熠熠发光的社会实体”。并进一步提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再是‘虚无漂渺’的传说神话了。”

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国”的课题，就这样因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台墓地与“玉敛葬”墓的发现及其认识的深化而提了出来。